两千零二年的十月长假,校园里的法国梧桐刚刚开始泛起一点黄,站在树荫下沐在海风里看书或是恋爱是很舒服的事儿。醍醐却毅然放弃了这惬意的假日,怀揣着一本边角已经磨损的存折,挤上一列开往披荆的绿皮火车。他这是要去买一样东西,未来五年内他最亲密的伴侣,彼时刚刚跌进万元大关的笔记本电脑。

让醍醐感到幸运的是这列火车并没有开进危险重重的披荆西站,而是悄悄停在了已经破败的东站。出站口处,西塞一头惹眼的黄毛让醍醐很远就发现了。然而让行人侧目的还是醍醐,他当时的发型叫做莫西干。这个发型后来出现在天安门、中南海等重要场所,为数众多的便衣和武警将他当做了重点观察对象。

利安的声音比现在还要小,脚步一直很轻捷。醍醐注意到,利安踩过的落叶并不曾破裂。晚上的时候,利安和醍醐住在诺亚大学的地下室里,床铺散发着弥久的腐败味道。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说着说着,醍醐便不再应声。其实每当这种时刻,总是醍醐先会睡去,在他看来,早睡早起的习惯有时也不是件好事。

西塞,利安,醍醐,他们三个人骑着三辆破车,从五环以外出发,游历了披荆不多的一些地方。他们都是目的性很强的人,很少做无谓的事情。醍醐如愿买到了当时看起来最超值的一款笔记本;利安选购了一款数位板;西塞仍然热衷于和商贩扯淡,然后掖几本书藏在怀里。当在学院路一家大型学府(看起来和大型超市没什么不同)门前停下后,仨人都累得够呛。西塞大手一挥,说,就扔这吧,回头我派人骑回去。

这次相会持续时间并不长,大约三天的样子。他们三人第一顿饭是诺亚大学门前一家维族人的烤肉,最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所在的那条街市里的一家川菜馆二楼分手。利安其实经常往返于西塞和他自己的住处,而醍醐再也无缘去重温地下室门房大爷的披荆声韵了。

丁亥年正月初六一早,醍醐坐在西营二医院大厅里的彩色长椅上,陪他的母亲来检查胆结石。几天之后,他的母亲变成了无胆英雄,这样的人在高原越来越多。兜里的6600开始跳动,醍醐用两根手指捻着手机接听。那头是西塞,正在利安的家门前。一个小时后,他们仨人又见面了。

西塞手里攥着一台Balda ce35微型相机,说是他叔叔送的。醍醐知道这种相机已经很难找到了,醍醐还知道利安也有亲人送给他心爱的老双反,于是不无怨念地说,你们怎么都有这样的亲戚啊?西塞指着醍醐腰间的小红十字工具刀,问,这是哪里来的?他知道这是当年在披荆时醍醐的哥哥送他的,然后笑着说,你不也有这样的亲戚嘛。

醍醐和西塞,利安和醍醐,西塞和利安纷纷在一堵斑驳的墙壁和悬梯前留影。Balda的视窗里无论任何光线都是ok,利安说他上了一卷400°的菲林。醍醐很喜欢利安身上有些发白的短款美式夹克的造型,令他吃惊的是,西塞脱去臃肿的外套,居然是黑色的收腰西服上衣。

利安的床很特别,显然是DIY的。阳台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台甘光FL-2型8.75毫米放映机。电视上方有个木头小人,那是当年在宜家买的。醍醐把它扭成一个飞天的造型,像《P.B》里凡高最后自杀的镜头。中午时候利安玩了几个菜,口味已经将当熟稔。每当他出现在他的母亲视线里的时候,母亲总是停下手中的针线,笑着注视着他。

醍醐的电话响了好几遍,西塞下午也还要去驿站,于是谈话匆匆结束。利安出门时总要很大声地向他母亲告别。醍醐回头瞥了一眼,电视机上方的宜家小人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招手的造型。

西塞,利安,醍醐,他们在很熟悉的一个双丁字路口回手告别,向南,向北,向西。这次的见面更短,不过三个小时左右。醍醐告诉利安对面的天桥年前有一辆出租车失控冲了上去,两个行人像电影替身一样从桥上飞下。利安停下脚步,选择从另一个路口走了。

昨天,醍醐问西塞,他们的卷什么时候可以冲出来,西塞说那要很久很久了。可是谁也不知道,仨人下一次相会,会不会太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