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天跟着媒体说顺嘴藏人了，事实上在西营，只有三种人：汉民、藏民、回民——其他少数民族有，但不构成社会人口的主要组成，且城镇中汉化程度太高，加上大量汉族人通过种种手段修改自己的户籍民族，各种情况纠缠在一起，实在是无法辨认。我依稀记得有内地人谬传称呼藏民、回民是蔑称，会被揍，显然不正确。

小时候我对藏民的印象就是：有钱。那时候城里头还是百货商店、门市部，卖布、针线、纽扣的柜台是人最多的地方，成衣几乎没有，因为大家都会找裁缝做，而且家家似乎都有会做衣服的人——这是我自己的结论，我姥姥是个裁缝。那时候，只要在商店里看到藏民，肯定会是成匹地买布，把一大卷布往肩上一扛，转身就走。平常人家都是按尺来的，这种架势自然而然被城里人赞叹。当然时隔多年回想起来，那些藏民很可能是为一个村子的人来买布，他们都是赶了很久的路从牧区来到省城的。第二个印象是藏民长得漂亮，且能歌善舞。小学时有个同学的母亲是省歌舞团的，我今常跟着他去歌舞团大院厮混，总能见到漂亮的藏族阿姨。

高中时班里有个哥们叫做扎西，个子不高，头发略卷，戴着眼睛，典型的安多汉子的眉宇，可惜这么多年居然没问过他具体是哪里的人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时常说，我是西藏人，不是中国人。那时我们并没有听说过藏独之类的事情，似乎也没途径让我们知道。每次听他这么说，我们只是付之一笑，甚至附和几句，从来不曾当真。很多年后，才知道有那么多的藏民真的是这样想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藏民豪爽耿直，踢起球来路子彪悍，是我们班队上当仁不让的主力。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起一个段子，1998年中国队惨遭淘汰，健力宝似乎刚刚回国，我们这里盛传着一个美好的传说：中国足协在西藏秘密培训着一支藏族小伙子组成的青年队，清一色扎着小辫子，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苦练，四年后要靠他们打世界杯。显然，这支传说中的队伍至今不曾现身。

那时（我就不说是哪时了），我还曾喜欢一个叫做达娃卓玛的藏族姑娘，她也疯狂地爱着我——注意程度副词的区别。卓玛是从遥远的玉树跟随父母来到西营的，那时各个州都有办事处设在省城，走了仕途的藏族干部们努力多年后可以移居到城市，那种对他们的震撼不亚于我小时第一次进京时的感叹。至今，时常有背着行囊一家老少从牧区赶来西营旅游的藏族牧民。达娃卓玛几岁时初来西营时还是一个纯粹的小藏民，这点可以从她给我看过的照片上看出来，许多年之后，已经出落地亭亭玉立了，只是脾气火爆，敢爱敢恨，分明还是她祖先的脾性。可惜热情来势凶猛去势更急，她轰轰烈烈地热爱了我一个暑期之后，又转投寻找“真正的康巴汉子”去了。

还有位姑娘，young，是个蒙古族女孩，这些年游走在各地，时不时地会与我讨论佛法。她的腰际上纹了六字箴言，虔诚地对待每一个人。这种信仰其实是相当混合的。蒙古族被红教深深地影响着，young是个非常汉化的人，却又非常摩登，纹身在腰肢本身又是个很西化的行为——听我对她的称呼你便知晓了，而她又一心皈依金刚乘。不处在这个环境，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交融。

大学毕业后我在律所，经常跟着老师驱车到牧区走访事主。西营这里律师界一致的看法是：藏民很好相处，回民则不好伺候。这里并不是说回族不好，只是回民精于生意，凡事掰得非常清楚，无论是你的当事人还是对方当事人，都不好打发。而藏民心直口快，想什么问什么，只要你解释清楚，他便一口一个“欧亚（好的）”，办事、付款都很痛快。所以我们的律师都爱接藏民的案子，哪怕为此经常坐长途车远赴牧区。我所在的所基本垄断了结古的案件代理。

虽然在西营，身边大多数人都是汉民，但藏族的影响无处不在。我每年都会去一次塔尔寺，身上一直佩带着藏经筒，楚铃和黑玛瑙佛珠，多年来未曾间断过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看过《格萨尔王》。我的豆瓣帐号所在地一直设在玉树。玉树，玉树临风，多么美的名字啊。我的母校就在一条名叫雷鸣寺街的地方，雷鸣寺是个不大的喇嘛庙，终年香烟缭绕，院子里停着一辆罩起的轿车，多少年来不曾动过。年轻的僧侣身穿红袍，披着明黄色的口袋，戴着墨镜佛珠，每天从我们的身边经过。这里还有无数的地名是藏语的——当然，现在人们经常说的一些地名其实是蒙语，很多地方也改了名字，汉藏蒙语地名混合在一起，早已分不出彼此了。这里只要有广场的地方，晚上就会有人聚集在一起跳锅庄，不分民族，不分老幼。很多藏族歌手的专辑也只能在青藏地区见得到。

哥哥的小叔，常年在囊谦做一些小生意。当地的人都知道李连杰每年都要去那里，看望一个喇嘛庙里的活佛，每次布施都以百万计。宗教的力量巨大如斯，不是无信仰之人可以理解的。而宗教、民族、国家、百姓交织在一起，真想把他们一件一件地分清楚，恐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。